近年来，我市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实现了重大飞跃，进入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城乡协调发展的新阶段，大部分村镇出现了农民向城镇居民转移，农村劳动力在产业间转移和地区间流动越来越频繁，离土离乡经商务工的农民（包括农民党员）越来越多的现象。

    以沭阳县潼阳镇潼南村第一小组为例，目前共有93户人家，在县城购房安家的9户，占总户数的9.8%，举家长年在外地生活的有12户，占总户数的13%;小村实有户籍人口371人，但平时正常在村里生活的168人，占45%，在城里定居或常年在外地工作学习和生活的为55%;18-60周岁的适龄劳动力有196人，但在家从事农业生产的只有44人，占22.5%，其中，纯务农的劳动力只有16人，占8.2%，长期外出务工、经商或搞运输贩运的152人，占77.5%。该村落已成为典型的学术界所谓的“空心村”。

    沭阳县共有3230个自然村落，有2472个村常住人口低于户籍人口的50%，“空心村”现象逐渐由个案变为常态。

    “空心村”的出现，产生了正负两大效应。正面效应是劳动力得到了转移，农民得以摆脱土地束缚，闯荡市场，农民收入和农民素质得以提高，农民生活质量得以提升，城乡面貌得以改变；负面效应是农村大量人才流失，热心农村公益事业的人员越来越少，大量社会管理、服务群众的工作无人承担。传统的农村党建工作模式很难适应这些新变化，迫切要求我们转变思想观念，拓宽工作思路，整合党建资源，积极推进农村党建工作的改革与创新。

 

 

    经过实地调研，我们认为，“空心村”趋势下的党建特征可以用沭阳农村的一句顺口溜来概括很是贴切，“80后不愿回来，70后都在外，支部书记50开外，60-70等着埋”。

    1、80后不愿回来。城市化、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就业岗位的增多，80年代后出生的一代，多为独生子女，受教育程度高，毕业后多在外地就业，回到当地很少。即使回乡，生活居住地也多在集镇或县城。

    2、70后都在外。目前，农村正值壮年的70后各类人才，多外出打工，留在农村的也多为一小部分种养殖户。

    3、支部书记50开外。农村劳动力结构的分化，大量的农村年轻党员外出，在家党员的年龄严重老化，加之村干部报酬偏低，退休后的待遇没有保障，使培养农村干部的源头萎缩，导致现有村干部年龄老化，出现没有人可当村干部现象。

    4、60-70等着埋。沭阳县吴集镇70岁老党员反映，现在的村一级党组织，如果再不注意发展新党员，共产党在农村就好比“五保户”，后继无人了。吴集镇陈圩村近4、5年就发展3名党员，去世老党员好几个，党员绝对数还在减少。

    从面上来看，沭阳县共有农村党组织523个，农民党员27068人，占党员总数的45%；五年来新发展的农村党员3227人，占全县农村党员数的11.9%。部分村党组织发展出现了新的困难，如有的村长期找不到合适的书记人选，有的支部没有40岁以下党员，还有村连续5年未发展1名党员。农村党员的结构不合理，男党员多女党员少；老年党员多青年党员少；文盲半文盲党员多，文化程度高的党员少。全县50岁以上农村党员16728人，占农村党员数的61.8%，其中男性党员比例接近80%。

    通过综合分析，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群众生活取向多元化，党组织对党员的吸引力弱化。以沭阳县吴集镇为例，3年来全镇仅有2名30岁以下年轻人主动申请入党，而部分外出经商、务工农民开始富起来以后，有的进城买了楼房，甚至是汽车，成为大家关注和社会肯定的对象，而“党员”不再是人们追求和关注的对象。塘河村支部书记反映，现在的年轻人多是到村里绕一下，骑着摩托车，两腿一夹，一冒烟就跑了，看到你就象没看到一样，根本就是无所谓。

    2、农村党员理想信念动摇，管理难度加大。农村的现有体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影响了其组织生活，各人只顾自己的田间地头，部分党员常年外出务工赚钱，平时很少在家，没有时间精力过问组织的事，再加上部分党员受到农村“谁赚到钱谁有本事”、“出路出路，走出去就有路”的大环境影响，理想信念动摇，纷纷离开家，外出赚钱了，参加组织生活的次数也就少了。这样的稀稀松松的组织生活，严重消弱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很难在农民群众之间起到带头模范作用。

    3、农村党组织设置模式化，不能适应现代农村经济多元化发展的需要。随着农村各种类型新经济组织的发展，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的大力发展，大批劳动力开始在产业间转移和地区间流动，农村党员的流动性越来越大而目前大部分农村党组织设置仍然停留在按地域划分的模式上，党组织的设置形式与经济组织形式不相一致，给党组织和党员的教育管理带来了诸多不便。 

    4、基层干部工资待遇差，工作没有积极性。目前，苏北农村村干部工资一般在3000——5000元/年，不仅大大低于县乡机关公务员，也远远比不上常年在外赚钱的农民工，加之基层很多工作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经常是一些上门收费、邻里纠纷、土地矛盾等等之类虽为鸡毛蒜皮却非常难做的事情，常常是吃力不讨好。虽然部分地区为村“三大员”干部买了养老保险，但很多地方要求是连续任职10年甚至是15年才能保，相当部分基层干部坚持不好10年就辞职不干了，享受不到养老保险了。

 

    思考：经过30年的改革，做一个城里人已成为所有新一代农村人的最佳选择。如何改变农村党组织在政治上、经济上、生活上呈现出的边缘化状态，迫切需要认真研究并加以解决。

 

    1、支部选举方式要改变。随着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农村居住人口越来越少，“空心村”趋势下的基层党建工作面临新的困难和问题，特别是“空心村”现象中存在的村级班子年龄结构老化、部分成员长期外出、后备人才贫乏等问题，必须打破常规，改变所有党员到齐才能进行支部选举方式，坚持群众公认的价值取向选人用人，选好配强基层党支部。破格发展、充实基层党组织新生力量，采取群众推荐、党员直选等方式，将熟悉农村事务、热心农村公益事业的群众，不断充实到基层党组织中来，逐步形成发展依靠支部、群众推选支部的机制和环境，要不断增强村支部班子带头致富与带领致富的实际本领，重点培养一支高素质的村支部书记队伍，在此基础上，把“空心村”党组织建成农村群众的凝聚核心。同时，要根据农民、党员和党组织三方共同的价值基础，找准党建工作与经济发展的最佳结合点，在此基础上，寻求各方都能够接受并认可的党建工作目标。

    2、党组织设置形式要改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设置遇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如果党的活动范围和组织基础仍然停留在按地域划分的模式上，原有设置方式已经不能适应形势发展。许多市场经济的新领域，既是当前农村党建工作的薄弱点，也是扩大党的社会基础的新的生长点。必须根据市场经济发展对农村基层党组织设置的新要求，改变过去单纯按村民小组和党员居住地设置党小组的做法，按照服务功能设置党组织。以强村带弱村或兼并弱村，大村带小村或兼并小村联合建立党组织，针对一些乡村企业规模越来越大、特色高效农业实力越来越强的情况，在一些木材加工企业、花木协会中建立党组织，以产业化龙头企业为主带本村或邻村建立党组织。积极探索按产业链多形式联合设置党组织，把即将外出从事同一行业的众多生产单位中的流动党员组织起来，打破原有的隶属关系，按行业联合建立党组织。

    3、村干部工资待遇要改变。基层干部是党的方针政策直接宣传者和落实者，农村很多事情必须通过村干部解决。但是，目前苏北农村村干部工资年收入仅3000-5000元，不仅大大低于县乡机关公务人员，也远远比不上常年在外赚钱的农民工。因此很多村干部整天都忙着做生意、搞养殖，很少到村委会办公，除没有办法必须要去的“开会”，不少地方出现了“办公室有房无人”的现象。当前，必须进一步和改善提高村干部的工资待遇，调动农村基层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尤为迫切。尽管近几年苏北部分地区不断摸索、出台政策，通过“工资+保险”、“基础工资+绩效工资”、 提高村组干部任职补贴、增加荣誉奖励的物质奖励力度等措施提升基层村干部的待遇收入。但是，仅仅依靠这些地区财税上的补贴发放，根本无法解决基层干部低收入现象，要深入调研、大胆探索，把普通村干部工资提高到与“大学生村官”、县乡事业单位人员工资基本相一致的水平，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基层干部待遇问题、调动村组干部积极性。

    4、党员进出机制要改变。由于农村党员老龄化现象日趋明显，相当部分素质高、能力强的年轻人纷纷外出求学、经商或务工，有的地方甚至连基层党组织成员也长年在外务工、经商，有的长时间不交纳党费、不参加组织生活，有的基层党员仅仅是担个“名”，形成了发展新党员没有合适对象、清退老党员削弱基层组织力量尴尬局面。当前，进一步改革程序和条件，转变党员的进出机制。要严把新党员“入口”关，落实发展党员的培训制、公示制、票决制和责任追究制，确保新党员的质量，特别是对文化程度较低的党员，要采取形式灵活的机制参与入党进口关的各项考试。注意疏通“出口”，健全纯洁组织制度，妥善处置不作为、不合格党员。对村内个别党员非特殊情况，长期同党组织联系不主动、不积极的状况，由村党组织定期发放党员组织生活通知单和党费交纳通知单，凡拒不参加组织生活、拒不正常交纳党费、拒不做党组织所分配工作的党员，按照党章和党内有关规定，视其自行脱党。对年老体弱、无法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党员，可以设置一定的年龄界限，到龄后可以举行一定的仪式，将其退出党员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