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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资源紧缺视角下的“三农”问题

2008-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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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农”问题由来已久,其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来后,便始终高度焦聚着人们的目光,成为高层决策的重点,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头号难题。之所以这样说,主要是因为农民占了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农村是农民的生活场所和栖居之地,但现状却是农民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农业是国民经济中的弱势产业,农村是城乡分治下的自治之地。“三农”问题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关系到农民向何处去,如何增加收入,如何改善生活;农业如何现代化,如何提升效益,增强竞争力;农村如何发展,如何与城镇接轨,实现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等问题。说到底,“三农”问题关系到国家和地区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但应当看到,制约“三农”成为一个问题的与土地资源的日益紧缺有关。众所周知,土地资源是国土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占了世界总人口的五分之一,人均占有土地只占世界人均数的29%,人均耕地更少,仅1.5亩,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43%,有666个县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的人均耕地0.8亩的警戒线;江苏是我国人口密度最大的省份,人均国土面积在全国各省区中最小;宿迁有8555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但河湖众多,人均耕地面积也只有1.25亩。土地资源作为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和城市建设的基本要素,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土地资源日益紧缺,其基本要素的地位不断得到加强,国家更是把对土地指标的控制作为加强宏观调控的两大手段之一(所谓紧缩“地根”,另一个就是紧缩“银根”)。保护耕地是国家的一项基本国策,近年来,国家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保住全国耕地18亿亩的底线。土地资源的紧缺把“三农”推成关系全局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土地资源的日益紧缺又不断强化了这个问题,也迫使我们反思警醒现行工业化、城市化的路径选择。可以说人地矛盾一直是“三农”问题的基本矛盾,“三农”问题的有效解决必须立足于土地资源紧缺这一基本视角。
    一、土地资源紧缺下的农业问题
    中国传统社会是农耕社会,小农分散经营是农耕社会的基本生产模式和主色调,农耕社会蕴育了中国文明。新中国成立后实行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受其影响,农村土地集中,实行人民公社制度,统分统种统购统销。这种体制对于建立新中国的工业体系和大型农田灌溉体系起到了作用,但抑制了人们种粮的积极性,束缚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的序幕,分田到户的经营方式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责任心和积极性,从82年开始的连续五年五个涉农中央一号文件,在政策上保障和稳定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业的发展进入一度繁荣的阶段。在世界工业化、城市化的大潮推动下,在现代化的发展要求和中国发展战略的选择下,改革从农村走向城市,产业发展的重点从农业转向工业。上世纪90年代,中国在经济体制的渐进中转轨到市场经济,工业化、城市化进一步加速,在工业化、城市化的大规模推动下,耕地日益减少,人均耕地也随之减少,分散的小农经营,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经不起国内外市场的挑战,农业作为弱势产业的地位进一步被强化。
    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根本,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础,工业化的使命之一是必须推动农业现代化,只有打造新型农业、现代农业,改变现行农业的生产和经营方式,才能使这一古老产业焕发青春,才能以与时俱进的脚步跟上时代的步伐,才能构筑起和谐发展、互动发展的产业格局。进入新世纪连续四个涉农中央一号文件的出台,显示出国家在改变农业的现状、打造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村环境方面的决心。针对我国农业发展的现状和人多地少的现实,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发展现代农业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是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农村工作的必然要求。推进现代农业建设,顺应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符合当今世界农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促进农民增加收入的基本途径,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重要举措,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产业基础”。其基本要求就是“要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用现代发展理念引领农业,用培养新型农民发展农业,提高农业水利化、机械化和信息化水平,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素质、效益和竞争力”。建设现代农业的过程,就是改造传统农业、不断发展农村生产力的过程,就是转变农业增长方式、促进农业又好又快发展的过程。在土地资源日益紧缺、人均耕地日益减少的情况下,探究农业的出路,发展现代农业,关键是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率,提高土地生产率,最终提高土地产出效益。
    一是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率。土地作为农业的基本生产要素和生产资料,其利用程度如何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土地的产出效益如何。要提高其利用率,其一是想方设法重复利用。过去的农地一年两种或一年一种后,就闲置在那里。要改变这种闲置的状态可以发展设施农业、大棚农业,人工改变土地生产的小气候,反季节种植瓜果蔬菜等经济作物或花卉苗木等园艺产业。其二是合理促进土地流转,促进土地向企业和经营大户集中,建立农产品的生产基地,利于统一生产标准,提高产量。其三要测土配方,科学种田,不断提高地力,使其可以被多次利用。
    二是提高土地生产率。提高土地生产率,即提高单位土地的产出能力。其一要不断提高农业科技含量,用现代科技改造农业,不断提高农业的水利化、机械化和信息化水平。其二要加大良种的使用推广力度,使用有机肥料。其三要提高农业服务水平,用现代化的产业体系经营农业,用现代经营方式推进农业,加大农业结构调整力度,发展现代高效农业,提高亩均效益。
    二、土地资源紧缺下的农民问题
    农民是“三农”的核心问题。农民一直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农民问题的现实情况是在城乡两元分治下,通过对土地的承包经营作为生产方式和生活的来源,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时期还充当了农民社会保障的角色。土地与农民是紧密相联的孪生兄弟,但这对孪生兄弟却一直处于紧张的状态之中,人多地少,农村劳动力不能在土地上充分就业是最大的紧张和最基本的矛盾。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人多地少,人均占有耕地面积小。二是出现了一个人可以干完的活要让两个人来干,劳动力在土地上不能充分就业,出现劳动力过剩,也造成一种现象即通过过度的劳力投入替代技术的投入,使得技术的投入在过多的劳动力面前被相对忽略。三是农民在土地上的劳动时间受农作物自然生长的季节限制,一年两季的耕作生产使农民剩余时间较多,农业与工业生产相比较,农民相对工人有较多的剩余时间,农民得不到社会生产的平均价值和平均利润。人多地少、人地紧张的现实是造成“痛苦”的重要根源。
    一是拓展劳动时间。受农种物生产季节的限制,一年两种,“农忙”成为专有名词,两个月不到的农忙时间,相对工人一年四季的工作时间来说,农民的时间没有充分利用,所得就少。农民劳动时间的延长是使其收益接近社会平均劳动利润的重要手段,如果农民一年四季都有事干,所得自然就多。一是对大宗农作物来讲,要从耕种收向生产、加工、营销的功序延深。二是对经济作物来讲,要进行反季节种植,发展大棚蔬菜等现代高效农业。三是大力发展畜牧养殖业,养殖业受季节的限制较小,尤其是猪、牛、羊等牲畜的养殖。
    二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如果过去二个人干的事,现在由一个人来干,劳动生产率提高,那么这一个人的劳动报酬就相对较高。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就要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加大对农民实用技术和经营管理方面的培训,培养有文化、懂技术、能生产、会管理的新型农民,由经验向技术转变,由传统向科学转变,这也是新农村建设、现代农业的发展对农民提出的根本要求。
    三是向农业外转移农村劳动力。农村劳动力过剩是基本的现实,随着农村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业生产所用劳动力会越来越少,除了向一产延深工序处转移劳动力外,向农业外转移劳动力,促进一二三产业内部合理分工,成为大势所趋。农民工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至今已蔚为大观,据统计,目前,全国共有2.5亿农民工在城市打工、就业。我市在建市之初就提出要推动劳动力向外输出,实行异地城市化、工业化,目前,全市共有100万人在外务工。但随着宿迁经济的快速发展,开发区渐成规模,企业越来越多,我市的开发区和企业也出现了用工短缺现象,已有许多外出打工者凤还巢返乡就业创业,初步实现了异地城市化、工业化的目标。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变化,宿迁正在打造创业文化,鼓励全民创业,推动打工经济向老板经济、创业经济和宿迁人经济转变。农民已成为未来工业化、城市化的重要力量和重要主体。一是要大力发展职业技能学校和劳动服务公司,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目前,我市的职普比已变为4.8:5.2),进一步加大“两后双百”和“四全工程”的培训力度,提高培训层次、档次和水平。二是要大力发展乡村“三来一加”项目,吸纳大龄劳动力,在家门口就业和转移。三是要加快建设统一的城乡劳动力市场,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给农民以统一的国民待遇,给农民的就业、创业和向外转移创造更加宽松的环境。
    三、土地资源紧缺下的农村问题
    谈农村的建设问题,就要提到城市化问题。现在讲新农村建设,为什么讲新农村建设,新农村该怎样建设?这要从我国的城市化战略和城市化进程讲起。世界范围内的城市化是伴随着产业分工和工业化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城市化、工业化成为现代文明和现代化的象征。城市化是一种影响极为深广的社会经济变迁过程,其在人口学、地理学、经济学和社会学各学科中的定义有不同的侧重点,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变农村地区为城市地区,也就是人口城市化和地域城市化。其主要标志在三个方面:一是城市人口增加;二是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上升;三是城市用地规模扩大。现代化的进程,使得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成为现实所需,也为可持续发展所需,城乡一体化工程启动且步伐加快。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化进程还有它新的功能,即城市对农村影响的传播过程和农村人口接受城市文化的过程,也是城乡资源一次整合的过程。
    世界不同国家,根据其国土资源的不同情况,选择了不同的城市化类型。美国平原广阔,土地相对人口较为宽裕,所以美国的中小城市较多,10万人以下的小城市(镇)大约占城市总数的99.3%;但日本,人口多、平原少,城市化战略以大城市为主,以节约利用土地资源,日本城市人口的大多数集中在东京、大阪、名古屋三个都市群中。中国的状况介于美国和日本之间,特别是考虑到中国人口众多,城市化战略一直走的大中小城市相结合的战略,重视城市的结构问题,我国“十一五”规划《建议》指出:要“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但是我们应当看到,我国有8亿农民,如果全部进入城镇,那么城镇就不堪压力,随着土地资源的日益紧缺,在注重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同时,做好新农村的规划建设,作为承接城市文明和现代文明、发展现代农业、提供宜居环境的载体,成为必然。
    一是选择适宜的城镇化道路。着眼于城乡一体化的目标,中心城市、县城、中心镇、中小城镇一齐发展。逐着工业化进程的发展,交通通讯基础设施的完善,城乡一体化的程度会越来越高,在条件成熟时,城镇化可递聚发展,即中小城镇向中心镇集聚,中心镇向县城和中心城市集聚,在这一过程中要逐步减少中小城镇的数量和规模,以节约土地资源。目前,我市的城市化进程慢于全省、全国平均水平,也慢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2006年我市的城市化率为38%,而世界范围内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已达到44%。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加快城市化进程仍是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只有城市发展起来,才能构筑起二、三产业发展的载体。同时,城镇在发展过程中,要坚持先规划后建设的原则,超前规划、节约规划,精品建设、长效管理。要把开发区建设作为城镇建设的一部分,错落有致,合理布局,要调整产业结构和产业分布,引导大项目、技术含量高的项目向开发区集中,中小项目、劳动农密集型项目向乡镇工业小区集中。
    二是合理规划新农村建设。改变分散居住,不节约、不集约的现状,在新农村建设中因地制宜搞好农村集中居住点的建设。农村集中居住点的规划建设要打破城乡分割的体制性障碍,融入统筹城乡发展的全新理念,坚持城乡规划并重、城乡公共设施建设并重、城乡资源配置并重,形成以城促乡、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局面。同时要立足于现有的庄村改造来规划农村集中居住点,最大限度地合并自然村,尽量不要在空地上造新村,减少土地浪费,节约基础资源。新农村建设的最终目的是改善农民的生活环境,转变生活方式,提高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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